从这里开出的运货车一减少，全世界的手机卖场就要缺货。比如，苹果最新推出的iPhone4，就遇到了这个烦恼。

  iPhone4推出后，订单如雪片般飞来，但苹果迷们发现，货架上唯独缺少了那款漂亮的白色iPhone4。在上市当日，苹果发布声明，由于白色版本iPhone4的生产“遇到了预料之外的挑战”，供货需要等到7月的后半段才能实现。

  而所谓的挑战，就出在这里——大洋这一边的中国浏阳市一家手机视窗玻璃生产企业身上。

  本站记者的调查显示，这家名为蓝思科技的代工企业，提供了目前市面上销售的4000万台苹果iPhone手机中的大部分视窗玻璃，成为名副其实的“隐形大王”。由于它目前尚未完全克服手机视窗玻璃生产的难题，因而导致了白色版本iPhone4全球缺货。

  而在幕后运作这一切的，是一个名叫周群飞的人，一个来自湖南的神秘的“特种玻璃女王”。

  神秘工厂：“花炮之乡”新来客

  浏阳，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一片占地数百亩的巨型厂区，在略显荒凉的开发区中格外扎眼，那便是蓝思科技。

  重型卡车一辆接一辆开进工厂，运来整箱的昂贵玻璃。这些进口自瑞士、日本的大块精密玻璃在车间里被切割、抛光、上色，最后变成苹果、诺基亚、三星的手机玻璃。

  加工好的玻璃沿着穿过厂门口的高速公路，被运到18公里外的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在那里乘上飞机，飞往深圳、昆山，以及世界各地的手机产区。据说全世界每两片手机玻璃，就将有一块产自这里。

  夜幕降临，身穿蓝领工作服的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各个车间出来，涌进大型食堂，吃起5块钱一份的辣味湘菜饭。这些年轻产业工人下班后仍在议论着工作议题——最近又接到通知说有大客户来厂里“蹲点”，神秘的女老板周群飞天天守在厂里检查工作，让人不敢有一丝懈怠。

  厂区的公告栏里，张贴着一排照片：张三头发过长，被当场拍到；李四戴戒指上班，被当场拍到；王五在走廊里打手机，被当场拍到……这像是一家生产规章十分严格的工厂。

  这些大多来自浏阳本地的年轻人正在努力适应这种高强度工作，愿意加班的一天通常能干上十多个小时，虽然工作辛苦，但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颇具吸引力。这被认为是拿着深圳的工资，在浏阳花。

  在浏阳这个有名的花炮之乡，多达40万人从事着烟花炮竹产业，但这一行越来越不能给当地人带来快乐，每年都有人在火药爆炸中丧生。

  蓝思科技的到来，让越来越多的浏阳父母把他们的子女送到这里。至少，这在当地算是一份看起来体面，又不那么危险的工作。

  于是，还泛着油漆味的厂房不断扩大。远处的塔吊下，更多的厂房和宿舍正在施工，预示着有更多的订单和工人的到来。

  隐形发家：“玻璃女王”身世之谜

  工商资料显示，蓝思科技（湖南）有限公司是由蓝思科技（香港）投资的外商独资企业。

  蓝思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注册于2004年10月29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董事长周群飞。此前的2003年，周群飞在深圳注册了深圳蓝思科技有限公司，并在深圳设厂。

  持有香港户籍的女富豪周群飞原籍湖南，生于1970年，在广东打拼多年，从事玻璃制造20余年，掌握了一套自己的特种玻璃加工生产工艺。她从做手表玻璃起家，直至成为“手机玻璃大王”。

  周群飞为人低调，极少在媒体上露面，以致很少有人知晓蓝思已是世界最大的手机视窗玻璃生产商。

  关于这位玻璃女王的个人财富是一个更加不为人知的谜。目前所知道的是，周群飞上个月在香港以4781.7万港元的成交价购入一处豪宅。此豪宅位于香港九龙塘的“尚御”小区，该楼盘由一家美国退休基金持有，周群飞买下的是小区里最昂贵的单位，每平方呎价格达2.3万元。

  周群飞在深圳发迹后，早几年就有将工厂迁往内地特别是湖南家乡之意。一个偶然机会，她结识了浏阳市的招商人员，据周群飞事后回忆，浏阳政府热情的办事态度打动了她，最终决定将工厂从深圳搬到离长沙黄花国际机场18公里的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

  蓝思科技从2006年起在浏阳投资，一期项目投资12亿元，二期又追加10亿元，今年6月动工的三期工程投资8亿元，占地面积将达到120亩，预计今年11月份投产。

  在所有工程完工后，蓝思科技在浏阳的总投资额将超过30亿元。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钱都由蓝思自行筹措，并没有在浏阳贷款。这让浏阳迅速成为世界手机视窗玻璃之都，占据一半以上的国际市场份额。

  根据浏阳政府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4月，蓝思科技海外订单已超过43亿元、2011年订单超过120亿元。

  蓝思科技在近年内快速扩张的关键，便是紧紧吃定苹果这样的大客户。

  苹果在制造环节的一向策略，便是在每个配件、组装环节只选择一到两家供应商。蓝思科技抓住机会，以产能优势成为苹果iPhone手机的大供应商，并随着iPhone的热销而迅速发展。

  蓝思科技的下游厂商——为iPhone生产触控面板的台湾宸鸿科技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蓝思科技是在苹果的要求下，为配合iPhone4的生产，才努力扩充产能的。

  至于周群飞是如何从竞争激烈，且一直由台湾厂商主导的手机代工业中突围成功，夺得苹果的大蛋糕，对于外界来说仍然是一个谜。

  夺单苹果：

  视窗玻璃上的“微雕”战争

  不过，由于iPhone4对生产工艺要求太高，目前蓝思科技的浏阳工厂，仍然没有很好地达到iPhone4的需求产能，台湾宸鸿科技人士曾向台湾《商业周刊》透露，目前蓝思科技的产能尚只能达到苹果需求的一半。

  这意味着，下游所有iPhone配件厂商，都必须等待蓝思的产品——下游厂商在哪里进货，甚至一天拿多少片，都全部由苹果来调配。

  蓝思科技（湖南）一位负责检测产品质量的员工告诉记者，目前的产能问题可能出在丝印车间。

  懂得上色流程的人都知道，白色是所有颜色中最难制作的颜色——漆上得薄了，白色会透光，漆涂得厚了，又达不到苹果对产品厚度的规定，从而无法精密地贴合下游的触控面板。

  而这一切都要归因于苹果对iPhone4的设计。在新款的白色iPhone4中，手机正面触摸屏四周的视窗玻璃也被要求设计成白色，这虽然十分美观，但大大增加了加工难度，这也导致这种iPhone视窗玻璃的加工合格率，难以在短期内提升。

  目前，蓝思科技湖南工厂的大部分员工都是新招聘进来的新手，仅有少部分由深圳老厂迁移而来，且工人流动率较高。要让新上手的员工在短期内掌握这样高难度的加工程序，显非易事。

  记者在蓝思科技（湖南）有限公司2006年制定的一份项目可行性报告中看到，手机视窗玻璃是对出厂技术参数要求很高的产品，通常长度允许公差仅为±0.02mm，厚度允许公差仅为±0.05mm，见光透光率为93%—97%。

  在这一过程中，手机视窗玻璃需要经过模具开发——开料——CNC雕刻——修边——粗磨——抛光——钢化——清洗——镀膜——丝印——烘干——防爆处理——组装——成品等多个复杂的过程，才能满足电子产品的最终组装要求，整个过程对生产要求十分严格。

  例如其中的CNC雕刻环节，要把玻璃切成适合苹果iPhone等适合的尺寸，一台机器每小时仅能切出三片iPhone玻璃，并且全部要由操作熟练的工人来完成。

  为保证原料质量，苹果等国际大客户向生产厂商提供免费的检测设备，并常年派人前往工厂驻厂查验。

  工厂的设备投资也很大，仅CNC雕刻机就需要购买数千台，此外还需要数千台平面研磨机、丝网印刷机等。

  上述可行性报告显示，湖南工厂的所有原材料均从德国、瑞士、日本等国进口，所有废料和下角料全部由供应商回收，返回国外。

  成长烦恼：“富士康病”的内地版

  拿到蓝思科技可观的订单数字时，浏阳市委副书记、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管委会主任张贺文长舒一口气，这位生物医学硕士在这片开发区中倾注了十几年心血。

  此前曾有人抱怨，偌大的一个生物产业园，却创造不出多少就业——那些已经算是很大的药厂，一次也不过能雇上几百号人，这让该园区过去所有工厂的用工数量加起来，也不过万把人，远远达不到解决浏阳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作用。

  蓝思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目前这家工厂在浏阳拥有1万余名工人，一家就占到了整个园区一半的用工数，并最终将扩展到3万人，更不用说随之而来的每年几十亿GDP，数亿元税收。

  为此，浏阳破天荒地为蓝思科技开了专场招聘会，因为当时这家企业一次就需要招7000名工人。

  但富士康在深圳遇到的困境让张贺文不敢过于乐观。他一直担心，富士康的问题会不会在浏阳这些新建的大型代工工业区中重演。

  预感很快应验了。今年以来，仅发生在蓝思科技里的员工袭击、殴打管理人员事件，就多达60多起。那些90后员工让管理者们伤透了脑筋。

  在这样管理严格的工厂，留长发、纹身、戴戒指、上班聊天都是被禁止的，一些不服管的员工动辄撂下一句“大不了老子不干了”，然后一拳打倒保安扬长而去。

  目前张贺文大部分精力都被处理这些事情占据。“这是复杂的社会问题，看来不能把教育青年的职责全部交给企业。”张贺文说，这是他目前“幸福的烦恼”。

  5月24日，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管委会与浏阳市公安局在蓝思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召开法制宣传教育大会，公司近万名职工全部参加。大会上，警方宣布对近段时间与蓝思科技有关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员予以公开通告处理，以期起到“震慑”作用。

  在张贺文的主导下，政府和工厂正在对这些年轻的员工进行一场规模浩大的法制教育，心理培训。张贺文表示，在此之后工厂中发生的暴力案件明显减少。

  当记者离开这家工厂时，满载货物的重型卡车仍在源源不断地驶向厂门外的高速公路，并最终在富士康组装后进去全世界的手机卖场。那些还一脸稚气的工人们，已经穿好工作服准备投入一整夜的工作，在万里之外的苹果加州总部，苹果总裁史蒂夫·乔布斯还在焦急地等待他们今晚的劳动成果。

　日本鲤鱼“跃”上琉璃

　埃米尔·加莱，1846年出生于法国南锡市一个玻璃制造商家庭。幼年起加莱便跟随父亲查尔斯·加莱（CharlesGalle），学习玻璃制作工艺。

　青年加莱不仅掌握了大量法国的传统玻璃技术，而且在仿造16世纪德国珐琅彩玻璃杯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一时期，加莱最崇拜的是法国玻璃艺术家约瑟夫·布罗卡德（JosephBrocard）。后者对于加莱创作风格的形成产生不小的影响。

　1862年，加莱被送去德国魏玛学习雕刻和绘画。在那里，加莱花了大量精力研究植物学，这不仅是因为个人兴趣，更在于各式各样的植物能带来创作的灵感。

　1866年，加莱学成回国并继承家业，正式开始了琉璃创作事业。为了进一步开拓视野，加莱经常出入伦敦和巴黎的各大博物馆，希望能从伟大的艺术品中得到灵感。也就在这一时期，他接触到了陌生的东方艺术。

　加莱就如同一个勤奋的学生，孜孜不倦地研习这来自古老东方的文化；又如同一个虔诚的信徒，膜拜着美好而神圣的艺术。他常常在博物馆描摹玻璃工艺品的装饰细节。

　与同时代大多数人一样，加莱也为当时在西方艺术界走红的古典日本艺术所吸引。日本艺术的典型特征是构图上的非对称原则及精美优雅的线条与色彩的运用。这些极大地冲击了欧洲的传统审美标准，并且很快形成了对日本风格艺术的狂热迷恋。

　从加莱的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出，许多艺术品主要运用了描金、珐琅彩和雕刻等装饰手法，东方艺术的痕迹可见一斑。而在那些琉璃花瓶上“游弋”的鲤鱼，无疑就是源于日本绘画风格。

　印象派艺术也对加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曾花费数年时间，尝试在玻璃艺术上创作出帆布油画的效果。加莱视器皿的设计为词语的视觉表达，他曾经说过，要让玻璃器皿能“感化人”。

　加莱发明套色玻璃

　1872年，加莱的工作室成立，他的琉璃事业上升到另一阶段。

　在1878年巴黎世博会上，加莱向世人展示了玻璃器皿新作，这些作品强调回归手工质感，其自然流畅的新艺术风格大获赞赏。与此同时，世博会上丰富的艺术展品也给加莱提供了创作的土壤，他吸取着各种异国养料，为艺术风格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在这届世博会上，加莱还遇到了艾格纳·罗塞留。这位当时的玻璃艺术界公认的“天才的改革者”，发明了许多新的玻璃装饰技术。罗塞留大胆的技术实践对于加莱的触动非常大，他激发了加莱采取一种更加个性化的方式，把玻璃材料的运用从传统范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从那以后，加莱在玻璃工艺上做了许多实验，从材料构成的化学成分到熔炼过程的温度控制以及后期处理，发明了许多令人目不暇接的新技术，包括玻璃套色、镶嵌、贴花、雕刻玻璃的染色、绘彩、敷珐琅彩、酸蚀以及与金属的衔接等。这些新技术成了他日后能够屹立于琉璃艺术大师之列的雄厚“资本”。

　加莱最有特色的技术成就要属玻璃套色。1898年4月，他取得了这项技术的专利权。所谓玻璃套色，其专业术语为“玻璃镶嵌工艺”，即把半流质的各种颜色玻璃层覆盖在同样处在半熔融状态下的各种颜色的玻璃胎上，然后用酸蚀或磨削的方法雕刻图案，形成层次分明、富有立体感的浮雕式花纹，产生表、里两层不同颜色对比的效果。由于玻璃厚度的不同而产生颜色深浅的变化，特别是经磨削和剜刻后，能产生非常微妙的层次变化，加上玻璃的不透明性，从而制作出具有朦胧、抽象和浮雕感的表面肌理，视觉效果相当美妙。

　这项工艺在玻璃工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使玻璃作品第一次释放出玻璃材质的内在生命。随着时光的推移，加莱的套色玻璃浮雕器皿愈显其光芒，已成为拍卖市场上炙手可热的珍品。

　晚年风格彻底转变

　1889年，巴黎再次举办世博会，加莱共送展了300件琉璃工艺品。不透明的胎质、自然主义的造型和纹饰，成了其作品风格的主旋律。他那糅合了大自然、爱国热情以及象征主义因素的套色浮雕玻璃成为焦点，并获多项大奖。

　世博会为加莱带来巨大的荣誉，水晶玻璃套色车刻装饰的“俄耳普斯杯”成为这届世博会上荣获头等奖的作品，其代表了埃米尔·加莱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

　作品主题来自希腊神话故事，定格了一对情侣——琴师俄耳普斯与水精灵尤丽黛，再也无法扭转命运之轮而天人永隔的那一瞬间，作品由器身底色的特殊效果营造黑色星云变换之景，结合棕黑色玻璃色彩来象征性地描绘这一悲剧性主题。极强的戏剧性张力使观众们无不动容。

　加莱创作“俄耳普斯杯”时得到了好友法国南锡画家维克托·普鲁凡的帮助，普鲁凡为作品绘制了草图，再由加莱依样雕刻出图像，作品周肩装饰有卷草并标注了拉丁文铭刻，人物旁边则有法文铭刻。

　到了1900年的巴黎世博会，加莱的作品再一次成为明星。此时，他的创作更呈现出一种奇特的造型以及诡异的色彩，对于年过五旬而欲将素来坚持的唯美风格做彻底转变的艺术家而言，其挣扎非外人所能理解。他刻意破坏完美的设计，显示出他在面临自我突破时的苦闷、焦虑。从晚期的作品中，人们能看到他想挣脱束缚，自由飞翔的决心和意图。

　1904年，加莱不幸因铅中毒去世，但他创作的琉璃新技术和艺术理念仍帮助和激励着后人不断追求着美。

　这1000万元，其中500万元捐给石狮市，用作党员互助基金（专门帮扶困难党员），300万元捐给石狮永宁子英村老人基金会，200万元捐给石狮永宁银江华侨中学。

　熟悉李贤义的人，都说他为人热情慈善，乐于助人。李贤义先生在今年胡润慈善榜排名第27位，20多年来，他为内地和港澳地区的文化、教育、卫生、交通等公益事业捐款达8200多万元。

　石狮市委宣传部一相关负责人介绍，早在1993年，他捐资500万元创立了“李贤义教育基金会”，利用基金在家乡石狮子英村建起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工业厂房和宿舍，房租收入自动汇入基金会。经过多年的发展，基金会的固定资产已达2000多万元，每年都从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奖励优秀师生，迄今为止共有6000人次获奖。

　昨日上午10时，记者来到永宁子英村李贤义的老家，他正忙着接待上门道喜的客人，对于捐款一事，他略显低调。“在外面打拼多年，母亲80大寿庆典，理应隆重举行。但作为一位旅港乡贤，更应为家乡的公益事业多做点事情。”57岁的李贤义说。
 

　1993年开始创业，从一家小玻璃店发展成集玻璃产品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实业公司。拥有多条国内外先进的生产线，其中智能调光膜生产线1条、智能调光玻璃生产线1条。

　目前公司已开发新产品10多项，获得产品专利20多项，完成了自洁净玻璃、单片防火玻璃、防雾玻璃、防弹玻璃、防滑玻璃、智能调光玻璃、大版面防火玻璃等新产品的研究及生产，并承担了多项部省市级科研开发项目，如“智能调光玻璃的国产化项目”(国家火炬计划)、“低辐射中空玻璃”、“抗菌去污镀膜玻璃”(省级新产品项目)等，并获得“湖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市级高新技术企业”等殊荣。

　近三年销售额：2006年2000多万元；2007年4000多万元；2008年6000多万元。

    此事不仅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家里也吵了起来”，曹德旺当时正在欧洲出差，回来后才知道事情闹大了。 

    他一反平日的低调作风，显得异常“高调”，开门迎接记者采访。一拨又一拨的记者来到位于福建福清的福耀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这个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企业。据说，中国的汽车每两辆中，就有一辆用其出产的玻璃。 

    “捐出去了，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办过户手续给了基金会，没有中间委托，一旦捐出，我本人就无权支配了。”他一遍又一遍，但是很干脆地作答。 

    现在的问题是，“裸捐”股份做慈善在中国还是首桩。目前关于基金会建立的模式已初定，但曹德旺认为“很多政策法规上存在障碍，既然是捐助，就不应该再收税”。 

    他说，中国企业家并不吝啬，他只是先行一步。 

    63岁的曹德旺每天依旧精力充沛，偌大的办公室空阔而沉静。每天他很早到办公室，但中午一定要休息片刻，这是多年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 

    说到“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外号，“那时候再怎么形容我在贫民窟都不过分。但1973年以后，我就摆脱了经济困难。直到今天，已不担心赚不到钱。” 

    “赚钱这方面我比别人强” 

    在曹德旺的简历介绍上，赫然印着“初中”文化水平，他9岁上小学，初一就辍学回家。“我跟很多人聊天，都没有告诉他们我初中没毕业，我可以跟任何人讨论问题。从那时开始直到今天，我每天至少要读两个小时的书”。 

    因为家里穷，14岁辍学后，他就在家放了一年牛。严格说来，其经商生涯是从十五六岁开始的，开始做烟丝生意，一做5年。其间，来来回回折腾做了许多事。比如，1969年他开始种白木耳。为了生计，他还出门打工。 

    真正摸到生意的窍门，是在1973年做树苗生意，他用3年时间赚了好几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几百万”。“一棵树苗卖100元的话，我拿20元，他们拿80元”。曹德旺一个人包揽了整个村的生意，几乎无本生利。 

    不过，当时赚的几万元，“硬是被我吃掉了”。1976年，曹德旺开始转行，做起乡镇企业采购员。他认为做这一行，一定要培养一批朋友，只要在一起玩，吃的喝的反正全是他埋单。“先花了再说。我相信赚钱这方面我比别人，比我爸那一辈人要强。不担心没钱花。” 

    “不是做玻璃而是印钞票” 

    198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曹德旺开始进入玻璃生产这一行。 

    福耀玻璃的前身是福清市高山镇一家乡镇企业高山异型玻璃厂。此时的曹德旺身无分文，而这家企业一直亏损严重。他承包时没花一分钱，相反第一年就赚了20多万元。 

    这又是一笔无本生意。曹德旺接手后就“狂言”年底一定可以上交6万元。当时谁都不信，“上交剩下的，我说不如我拿40%，高山镇政府拿20%，其他作为固定资产。”就这样成交了。曹德旺骄傲地说，这就是他“手段高”的地方。 

    “原来一片玻璃的成本是4毛多，我包的那一年成本降到4毛6分;工人工资从18元提高到40元;原来一年才卖几十万片玻璃，我那一年是200万片”。仅一年时间，玻璃厂赚了20多万元。按照利润分成，曹德旺赚了6万元。 

    他有了把玻璃厂做大的想法。玻璃厂设备陈旧，但镇里不愿意投钱。于是“我把赚的钱拿出来，5个人一起投资。把父亲盖的房子拿出来抵押入股，占50%，向银行贷款，购置了生产设备”。 

    那时“天机”降临，他们发现做汽车玻璃能赚钱，于是从1985年开始做汽车玻璃。速度快到1月1日开始改造工厂，前6个月投产，后6个月便赚了70多万元。这在当时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所以当时有人说，曹德旺他们“不是做玻璃的，是印钞票的”。 

    接下来的一年，又增加了五六个合伙对象。在跟公社、镇里合作完后，曹德旺“改辙”，“那个几万赚得太慢了。” 

    差点成了“贪污犯” 

    对1986年的历史，曹德旺一直有些隐讳。事业顺风顺水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小插曲，也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 

    1986年，高山玻璃厂的账目被要求上交检查。“账目拿去看了4个月，6月底回来的时候，银行有个人跑来说我因贪污被告了”。曹德旺在朋友的指点下，到县里找书记解释。 

    第二天，他坐汽车去找县委书记，甚至当场立下军令状：如果他以不合法的手段捞取一分钱，就“一分钱一年徒刑”。书记说，“如果你能够为今天的话负责，回去把生产抓起来。” 

    “后来县里专门开会讨论我的事情”，镇里有领导告诉他，被追究的“罪名”有4条：一是银行贷款拿去投资，二是仪表厂搬迁的问题，三是花了几万元送礼，四是向别的镇借了3万元。 

    曹德旺说，在所有人都没有发言之前，他先声夺人，仔细解释了4个问题。两个小时完全脱稿讲话，并且把对方说得无力反击。 

    曹德旺说，这些经历一方面教会了他怎么做人，另一方面也坚定了他投资的决心。“这里是个讲道理的地方。” 

    “我跟当地的书记说，这个地方不应建工厂，这个行业好，但地方不好。没有水，没有电，素质也不高。要搬到福清去。福耀玻璃就这样被酝酿出来了。” 

    6个模具做遍天下玻璃 

    1987年的一天晚上，县委县政府组织开会，商量高山玻璃厂搬迁的事。福州那边的企业知道后，一家拿出一点股，11个股东集资627万元，在高山异型玻璃厂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外合资耀华玻璃工业有限公司。 

    高山玻璃厂占34%的股份，“之前我预测一年能赚500万元，很多人说我是痴人讲梦话。”曹德旺说，结果1987年一年纯赚550万元。 

    当时沿海进口轿车很多，由于没有替代产品，所有轿车玻璃都要依靠进口，维修费用十分昂贵。如果谁能够做出同样的产品替代进口，就是个巨大的市场。曹德旺的公司赚的就是这个钱。 

    “一片玻璃成本一二十元，拿去卖四五百元，可以说是暴利时代，但没违反国家政策。”曹德旺一开始做固定模具，有个厦门人来找他取经，想做代理。“我怕被骗，就跟他一起去。”没想到居然改变了企业的命运。 

    “厦门人的玻璃厂在一个生产队里，整个家当顶多几百元。一般人看到这场景就走了，而我发现了他的一个万能模具，几乎可以做所有的玻璃。于是暗暗把他做模具的方式学了。”就这样，福耀靠这6个模具做遍了天下的玻璃。 

    曹德旺笑道：“两年后我去瑞士，发现瑞士模具的原理跟我的一模一样。” 

    1987年到1991年是汽车玻璃的暴利时代，这几年是曹德旺迅速占领市场的黄金时间。

　1997年，踏出高中校门、走向社会的黄金霞决心要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当时建材市场正在蓬勃发展，她一眼相中了“玻璃”这一最普通的建筑材料。面对陌生的行业，黄金霞愣是一股脑地钻了进去，并争得了一席之地。两年后，黄金霞开始不满足于一般的玻璃批发业务。当时，天津市仅有十几家深加工企业，而且在市场的冲击下，有的企业已经逐渐被淘汰。面对风险、压力，黄金霞毅然决然地引进了我国最先进的深加工机械，走上了玻璃深加工的道路。2005年黄金霞筹建了天津市耀华金禧玻璃有限公司，涉及玻璃平弯钢化、夹胶、中空、烤漆等多个品种加工。如今，该公司已经占据天津玻璃市场的40%的销量。

　从小小的玻璃批发到较有规模的玻璃深加工公司，她率领的团队已经成为行业排头兵，但黄金霞没有忘记造福社会、回报社会。在她的公司里有一半的员工是下岗工人和残疾人；在非典肆虐时期，她按时完成了海河医院和一中心医院的“非典”工程；每当看到灾区募捐，她都会慷慨解囊，特别是在汶川大地震过后，她组织员工捐款捐物，自己也捐出2万元。她常说，是改革开放给了她商机，是政府和人民给了她财富，她不能忘本，会尽她的所能来回报社会。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曹德旺的座右铭。他用人生经历的三件事阐述了对这句话的理解。“我今年63岁了，到今天为止，我没有欠人家一分钱，穷的时候我做了一件好事，直到今天，我还感到自豪。”

　“我们村里有个女华侨，她老公在印尼，儿子也不在身边，老公寄钱回来盖房子，可家里婆媳加上女儿都是女人，盖房子需要劳力怎么办？看到他们一家困窘的样子，我就主动出面帮她们盖房子。房子盖好了，但还留下个未完成的阳台。这个阳台要用石板条来做，石板条已经买好了，但安装却需要搭很长的架子。她们家又没有搭架子的木材，我的经济能力也有限，没钱帮她们买，只好等以后再说，由于阳台没做好，那个阳台的门只能始终都关着。每次我从她家门口路过我心里都感到遗憾。”

　“后来，偶然在福清一个地方看见人家施工，用三根木头支起铁葫芦做成一个土吊车把东西吊上去，我看了觉得很科学，就和人家商量，是否可以帮忙将华侨的阳台装好。对方说，只要出运费就可以。我一听很高兴，立即将他们请到华侨家里，用上述的办法将沉重的石条吊了上去，第二天阳台就装好了。几年后华侨的儿子回来，按地方风俗，大家都会带一些礼物去看他，他也会拿出一些更高价值的礼物回赠。但我没有去，我知道去了之后，对方会报答我，一个人做了那么点事情，就图人家的回报，没什么意思。这个华侨临走时还托人捎信让我去他们家坐坐，我谢绝了。这是我穷的时候做的一件事，现在想起，还会得意。”

　第二件事是在摩纳哥获得了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曹德旺办企业，获奖无数，但他却很看重这个奖。因为它的含金量很高，曹德旺告诉记者,安永大奖是全球企业家的成就奖，评奖很公正，安永会计公司一年250亿美元的收入，拿出一小部分用来评奖，等于是给自己做了个广告，此外还能体现出公司的核心价值——严谨、独立、公开、公正、公平。他们一年只评出一个企业家（没有第二名，也不搞安慰奖），要花费5000万美元以上，全部由公司支付，此外，安永也不接受企业或产品的赞助，为了保证评选的公正和独立性，评委全部由安永从世界各地高薪聘请。

　在国内与曹德旺同时提名的企业家有：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丁世忠、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总裁朱新礼、SOHO中国主席潘石屹等人，他们在中国都赫赫有名，而最终摘取桂冠的企业家却是曹德旺。

　本年度获得提名的另外42位国外企业家，同样也是响当当的成功人士。如瑞士Kuhne+Nagel国际集团的董事会主席Klaus-Michael Kuhne，2008年公司的营业额为215.99亿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约为1349亿）。英国的Richard Harpin经营的HomeServe（家庭服务）有限公司市值达到13亿英镑。

　在蒙特卡罗，曹德旺与总评委会见面只用了短短的三分钟，简述了自己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从中国汽车玻璃行业的创业者，做到了全球同行业第四名的经历。美国评委要求曹德旺分析一下美国通用汽车重组的结果以及对福耀汽车玻璃前景的影响，曹德旺表示，第一，我认为通用不会破产，重组就是为了不破产。原因在于美国人民日常生活离不开汽车，可以不要房子、老婆，但不能没有汽车，汽车文化是美国精神的一个有力支撑；第二，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从业人员接近500万人，汽车涉及制造业、物流业、零部件业三大板快，美国政府不会听任通用破产；第三，通用的问题是美国政府的政策问题，不是汽车工业本身的问题，受美国人生活习惯和工会势力的影响。UAW（美汽车工会）太强势，让投资人失去信心。奥巴马一定会理性、智慧地解决，通用破产的僵局一定会以双方妥协为结局得到圆满的解决，因而通用汽车不会倒闭。因而，占福耀玻璃三分之一供货份额的美国汽车产业不会因为美国汽车巨头的困境而萎缩，市场的变化正好为实施多品种，小批量战略的福耀玻璃提供了又一次机遇。“我对自己在三到五年内取代同行成为全球同行业的老大充满了信心。”

　在听了曹德旺的简述后，一个评委对曹德旺说：“你浑身都散发着企业家的精神啊！”

　“曹德旺的成功不仅只局限于中国的汽车行业，他对中国以及国际汽车行业都做出了贡献。此外福耀玻璃还是中国第一家引入独立董事的公司，曹先生在公司治理上同样也有着突出的表现。”评委会主席J.Christer Ericsson指出了曹德旺最终胜出的理由。他说，2009年初，曹德旺捐出公司股票的事件让评委印象深刻,他不愧是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先驱者。

　“拿到这个奖我很开心，这说明我已得到了他们的承认。国外评奖和国内不同，企业家首先要有企业家的精神，要有企业家的责任与能力。企业家的精神体现在敢于拼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挑战未来、挑战极限、挑战自我、诚信经营。企业家的责任就是诚信经营，向国家负责就是遵纪守法，向股东负责就是体现在经济效益上，你必须要有良好的业绩，创新、环保节能，这些都是企业家要做的。企业家的智慧就在于你的决策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曹德旺对本刊记者说，虽然拿到了这个大奖，但自己的心态却很平和，在去摩纳哥领奖时，他甚至连穿正装必需的领带也没有带。

　第三件事发生在今年2月，曹德旺把曹氏家族名下70%的股票捐给了国家慈善基金会，价值高达38亿元。曹德旺说：“国外的比尔.盖茨即便个人破产也不会用基金会的一分钱。这次捐款，我为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典范，既然捐出去了就不再是我的了，这笔钱需要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但我坚信，中国有很多企业家到了晚年都会像我这么做的。他们现在没有捐赠，是因为他们都在创业的路上。”

　“我自己做慈善事业，并非是让所有的老板都去做慈善事业。我年纪大了，准备退休，赚钱对于企业家来说是追求一个过程，我是为了感谢社会各界、特别是感谢汽车界对我的信任、帮助和理解。我赚钱有我自己的努力，也有国家的政策扶持，因此，我要回馈社会，但我并不要求大家都像我这样做。” 曹德旺向记者表示。

　“达”与“穷”是人生的两种境遇，但无论达与穷，都用一种心态和行为去对待，这体现了一个人助人为乐的无私胸怀和服务社会同此凉热的崇高思想境界，或许，这正是当今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精神楷模。　　发展需要软实力

　国家发展离不开硬实力更离不开软实力。福耀玻璃成为全球汽车玻璃行业的殿军，依靠的是真金白银的硬实力和无坚不摧的软实力，这是福耀的核心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精髓。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那么，福耀的核心价值和文化精髓又是什么呢？

　“福耀是一个很市场化的公司，我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涌现出的第一代企业家。当初创建福耀玻璃不仅仅是为了要赚钱，我自认为没有本事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但却可以像药厂出产新药需要在人身上做试验，我也可以把产品给人家拿去先试验。”曹德旺告诉记者，当年，他也在一直探索中国的市场应该怎么做？怎么走？

　“但创业要成功，需要过硬的管理，先进的技术，网罗天下的人才，争取到更多的投资者，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坚持公开、公正、公平。那时我做汽车玻璃的时候，中国的汽车玻璃都是靠进口。因此，我提出，为中国做一片属于自己的玻璃。因此，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只要让大家用的安全，用的开心。围绕着这个目标，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其次是，这个玻璃还要代表着中国的水平，产品要表现出中国人的智慧和中国人的形象。福耀的产品以自身过硬的质量打开了国际市场，成为了世界八大汽车玻璃的供应商。实践证明，我们在企业的管理上、用人上，在对待股东上，我们坚持了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我认为，做企业必须要向国家负责，必须要遵纪守法。这是企业家的责任。这几年，福建发生了很多事，也抓了不少贪污受贿的官员，但福耀却没有发生任何丑闻。企业要发展，除了要有好的社会环境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企业本身，这几年，福耀一直都在理性地处理这些涉及公共关系上的事情。对社会负责在于诚信经营。对福耀而言，无论是供应商还是客户，我们都能不论大小一视同仁。”

　“汽车的玻璃也有高低档之分，一些生产低档车的企业，要求的玻璃材料不高。需要说明的是，好的产品质量必须是在材料上满足工艺的要求，但有的企业在降低成本的时候，需要我们降低材料的品质，我拒绝了。因为产品上是福耀的商标，福耀是我们向全社会承诺的质量标准，质量是我们品牌的生命，我不能为了那么点蝇头小利而去砸自己的品牌。因此，最终的解决办法是不用福耀的商标，利用我们收购的另外一家生产低端汽车玻璃的企业去生产，然后再去使用另外的注册商标。这样，我们既能满足不同的客户需求，构建不同的市场，也能维护我们的企业信誉。”

　在曹德旺看来，企业必须要对股东与投资者负责。“福耀是全体福耀人的，是全体股东的。企业的发展要对全体股东、投资者负责，我们要让他们受益。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公司的高管不能参与福耀股票的炒作，公司上市十六年来，我们从来没有炒作过自己的股票。在企业的运作上，我们能公开的信息都尽量公开，不能公开的也坚决不公开。我们对新老股东、大小股东一视同仁，保证公司的良好形象与健康运作。”

　福耀本身是非常规范的市场化运作的企业。福耀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勤劳、朴实、精进、创新。“到今天为止，我们都在谦虚地向全社会、全世界学习。如果福耀可以给其他企业提供借鉴的地方，也就是以上的核心价值观。借用毛主席的话说，我们永远不称霸。因为到今天为止我们的软实力和硬实力还都有待于提高。”

　曹德旺的市场观

　谈到企业文化，不能不谈到市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问题。但历史上的中国战乱频繁，并没有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此，中国的市场也就没有先例可循。怎样认识市场规律，在商海中弄潮，于是就成为了媒体关注曹德旺创业秘诀的焦点。曹德旺用自己的心得，深入浅出地道出了自己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曹德旺说：“我认为市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市场涵盖了整个世界，包含了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我们的市场发展谁也不能依赖，谁也靠不住，只能靠自己。要依靠自己的智慧，把市场理解透。比如说，国家出台政策，出口要加税，那么成本的增加就会影响到销售，你就要考虑到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市场包括产品质量和客户的关系，那么，你就要考虑到没有很好的信用记录，就没有更大的市场。另外，政治因素也很重要，政治对市场是有影响的，我们绝不能单纯地去依靠谁，只有依靠自己奋斗不息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福耀的长期发展战略定位在以汽车玻璃为主业，这个目标是不会改变的。我没有大的本事，只能给汽车厂配套。目前，我们在国际上百家的同行企业中排名第四。汽车玻璃如果不改用其它材料，我还会坚持做下去。我坚信它的发展前景，大家说我公平公正，因此，他们赚钱也会让我赚钱。”

　“目前，世界八大汽车厂商，如丰田，大众等都是我们的客户。去年，我们是大众汽车全球优质供应商的获得者。虽然是汽车行业的配角，但我甘心去当好这个配角。所有的汽车厂商都是我的老板，因此我不评价老板对发展的决策。至于谈到汽车产业对汽车玻璃制造业的影响，我只看全球生产多少汽车，就知道需要多少玻璃，而不去问谁造汽车；汽车需要玻璃，通用不造大众造，大众不造丰田造，谁都要玻璃，对我而言没有区别。我的职责就是把玻璃做好，满足他们要求。”

　企业家需要奥运精神

　由于预见到金融海啸的到来，曹德旺提前关停了一些生产设备，降低产量以防不测，但是业界对此却评论不一。有人认为福耀未雨绸缪，有人认为他反应过度，但也有人说他是商业高手，用饥饿的销售去刺激市场。

　“危机发生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关停了那些不盈利甚至造成亏损的生产线。之所以亏损，就是因为生产力过剩。面对市场的消长，我们自觉地调整，所以要关停生产线，要保住盈利的部分不被亏损的部分拖累。其次，我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技术的改造上。再次，我们控制现金流，不去增加新的投资。在已有的固定资产上，保证能够生产、高产就可以了，因此这样可以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最后，采取推动内部的经营管理，在提高质量的同时，降低成本。通过整改，我们今年的出口不但没有降下来，反而比去年还有所增加。”

　在谈及公平公正时，曹德旺首先强调的就是福耀的产能变化对国际汽车玻璃行业没有影响，接着就明确地表示，自己对同行的厂商也很尊重。他认为，竞争是一种高尚的君子行为，“我的对手是国际顶级的制造商，今天汽车工业的辉煌成就有他们的贡献，我们应该尊敬他们。”

　“比赛是促进提高的手段，大家在友好平等的基础上，强调竞争，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竞赛、竞标、竞争不是打架，这就好比奥运会一样，要把奥运的精神用在企业的竞争上面。但竞争到最后，我希望不论谁输谁赢，大家都是好朋友，要握手致敬。我们应该把奥运的文明精神用到企业的竞争中去，形成友好的良性竞争。”

　在谈到良性竞争的思路时，曹德旺说：“我是抓住了中国汽车工业只相当于美国100年前尚不发达的机会，美国1916年的时候有546家汽车厂，现在只有三家，中国现在基本各省都有汽车厂。这样就变成产量不大、品种众多的局面。全球汽车的产量下降也给福耀带来了发展机会。”

　“原来我的同行太先进了，装备非常自动化，国际上排名前三的，都是武装到牙齿。他们原来大批量生产，全部自动化，换个模具要一两天，一个炉子可以做50件，我一个炉子最多30几件。我是小批量，多品种，换个模具几分钟。这样许多小批量、多品种汽车玻璃的订单只能给我。估计世界汽车再恢复到过去那样辉煌可能性不大，过去国外一个产品投产要卖一百多万辆，现在几款车投产只能卖几十万辆，这样在大单子没有的情况下，我可以接单。他们倒退了，我反而冲上去了。不仅抓住了市场机会，我们还大力开发新产品，使汽车玻璃从功能型向智能型转变，如透光玻璃、变色玻璃等，混合技术在里面。福耀开发了很多产品，国外有的新技术产品，我们也有。有两个新技术被国外抢先注册了，我们也在设法补救。我们独有的新开发产品有隔音玻璃，镀膜太阳能玻璃等，还有带天线的玻璃，把半导体天线收集到玻璃里面，这些都是新产品。”

　深入浅出的市场理论

　曹德旺曾经这样说:“中国的希望在于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如果每个行业都有人执着地把自己的事业与国家的荣辱联系起来，不但能够为自己与社会创造财富，成为行业的领袖，而且还有机会跻身于世界这个大舞台，为世界创造价值和财富。”

　他说，我们作为企业家，要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政府有了困难，我们要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把责任推给政府。政府提出所有的振兴政策，都是为了提升我们的信心。目前，中国最需要振兴的就是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振兴就是强化监管，让投资者有信心把钱投在资本市场上来。

　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加强资本市场的监管，有些人扰乱资本市场，扰乱国家经济秩序，为什么不能惩治一批？

　目前中国市场潜力大，现在不少企业有项目、有市场、有前景，只要能盈利，需要融资的话应该没有问题的，因为不论是哪家银行都存在资金过剩的问题，不需要刻意的扶持。我的观点是，最需要对资本市场强化管理，要监管住资本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现在中国资金过度集中，大量资金掌握在少数人手上，要引导他们去投资，企业建立资本市场。国家统计局有专家说，5%的人存款占全部存款95%的份额，单单刺激消费根本撬不动他们，要撬动他们，就需要去引导他们投资，进入资本市场。所以，目前最需要的是加强资本市场的监管和引导，而不是产业的振兴，因为每个产业都会有自己的办法去振兴的。

　曹德旺用朴素智慧的语言阐述了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观点，要用市场“看不见的手”去达到最佳的效果，同时，又把资本主义市场理论大师凯恩斯在市场“无形之手”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进行调控的观点，运用到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前沿领域，并归纳为加强监管资本市场、出台政策提振信心两个重要手段。因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无形之手，资金是这只手最有力的武器，所以政府要对资本市场加强监管，他主张严刑峻法，而不是姑息放纵。对扰乱治国基础，扰乱资本市场秩序的，为什么不能关一批、杀一批？

　最后，曹德旺纠正了一些报道中的说法，他秉持孔老夫子做人“仁、义、礼、智、信”的标准，而不是什么“仁、义、礼、智、勇”，他认为“信”很重要，“作为企业家，诚信是勇于拼搏、勇于挑战的基础，没有什么比诚信更重要了。”